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强化的当下，如何让恶意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，一直是司法实践探索的重点。2026年4月22日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涉“同仁堂”商标侵权典型案例，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生动注脚。某按摩店因突出使用“同仁堂”标识进行宣传经营，在收到权利人律师函后仍持续侵权，最终被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，全额支持了权利人150万元的诉讼请求。

“老字号”遇“搭便车”：一场明知故犯的侵权

“同仁堂”作为承载三百余年历史的中医药品牌，2006年被商务部认证为首批“中华老字号”，在消费者中积淀了极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。某集团公司作为“同仁堂”系列商标的合法持有人，在医疗诊所等类别上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。

然而，某集团公司在经营中发现，一家推拿按摩店在其线下门店及网络平台中，毫无顾忌地突出使用“北京同仁堂出品”“同仁堂”字样及图文标识，以此招揽顾客、推广服务。这不仅会让消费者误认为该按摩店与百年老字号存在关联，更本质上是无偿利用他人长期积累的品牌声誉为自己牟利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权利人在发现侵权事实后，于2023年3月30日向该按摩店正式寄送律师函，明确指出其侵权行为并要求停止。然而，这一警告并未引起侵权方的重视。该按摩店签收函件后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继续在原渠道实施涉案侵权行为。这种“明知故犯”的姿态，成为后续法院认定其具有“主观恶意”的关键事实依据。

赔偿基数的精细化测算：让侵权获利无处遁形

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核心争议点之一是如何核定侵权获利，进而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基数。某集团公司主张该按摩店侵权时间长、获利数额大，但如何从有限的在案证据中精准计算出赔偿基数，考验着裁判者的智慧。

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查明，仅涉诉店铺在某一网络平台的两年间，交易额便已达到681224.45元。这个数字呈现的仅是线上渠道的交易流水，而按摩服务行业有其特殊性——即大量交易仍发生在线下。

为了让赔偿基数更趋近于真实的侵权获利，法院创新性地引入多维度行业数据进行综合测算。法院参考了2023年按摩足疗行业交易额的线上化率7.3%，以此来倒推涉诉店铺的总体交易规模；同时引入按摩店通常的利润率40%，以及按摩足疗行业中品牌因素对用户消费选择的影响度17.2%这两个关键参数。经过严谨计算，法院最终得出该按摩店的侵权获利不应低于642030.72元。这一数字不再是一个笼统的估算，而是有着明确公式支撑的合理结论，并据此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。

恶意与情节严重并重：2倍惩罚性赔偿的裁判逻辑

有了赔偿基数，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适用几倍赔偿，需要严格对照法定构成要件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同时满足“故意”和“情节严重”两项条件。

本案中，法院首先认定按摩店具有明显的“故意”。涉案商标知名度极高，作为同行业经营者理应对其有所避让，然而该店不但未经许可擅自使用，更是在2023年3月30日签收律师函、接到明确的权利主张之后，仍持续实施侵权行为。这种对权利人警告置若罔闻、对法律风险毫无忌惮的行为，使其主观恶意变得极为突出。

其次，法院认定其侵权行为已达到“情节严重”的程度。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长，贯穿了权利人发函前后的整个期间；侵权获利数额巨大，仅测算出的基数就已超过64万元；同时，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宣传推广，使得侵权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对权利人商誉造成了持续性的损害与攀附。

基于以上判断，法院认为某按摩店恶意实施侵权行为且情节严重，完全符合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。在倍数确定上，法院综合考虑了其主观恶意程度、侵权获利及持续时间等因素，认为权利人主张的2倍赔偿并无不合理之处。据此计算出的赔偿总额，已远远超出某集团公司诉讼请求中的经济损失部分，因此法院对150万元的诉请金额予以全额支持。此外，法院认定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已尽到相应注意义务，未构成帮助侵权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。

这起案件的典型价值，在于它清晰展示了司法实践中认定惩罚性赔偿的完整逻辑链：从侵权故意到情节严重，从精细化核定获利基数到综合裁量赔偿倍数，每一步都有条不紊地构筑起对恶意侵权的惩戒体系。该案一审判决已于其后生效，为依法保护中华老字号品牌、遏制“搭便车”行为、净化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了有力的司法参照。

赛立信知识产权研究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