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修订的《商标法》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，2027年1月1日起施行，目前正处于“通过后、生效前”的过渡窗口。与此同时，“猪葛亮”商标遭近200家主体注册的事件持续发酵，诸葛亮后人发布联合声明维权，律师指出该行为涉嫌违反商标法第十条“不良影响”条款。

把新法条文和这个极端案例放在一起看，恰好能回答一个实务问题：新商标法生效后，以“谐音攀附”方式抢注历史名人相关标识的空间，会被压缩到什么程度？

“猪葛亮”触碰的是哪条红线？

将“诸”替换为“猪”，字形、读音高度近似，公众极易关联到诸葛亮。北京知审律师事务所金杰律师分析，诸葛亮作为家喻户晓的历史先贤，其姓名具有极高的公众辨识度和文化价值，“猪葛亮”客观上贬损了其正面文化形象，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（八）项“有其他不良影响”的情形，“本就不应被核准注册”。

需要厘清一个认知：这一条款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，而非特定民事主体的私权。诸葛亮逝世已超千年，其后人并非法律定义的“近亲属”，无法以名誉权受损直接提起民事诉讼。维权核心不在于“家族私益”，而在于证明该商标损害了公共利益。可行的路径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宣告已注册商标无效，或通过商标异议程序主张权利。

新法的第二道闸门：“非使用目的”成为独立驳回理由

“不良影响”解决的是标志本身能不能用的问题。但“猪葛亮”事件还暴露出另一层问题：近200家主体注册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并非为了真实经营，而是“占坑”待价而沽。

旧法对此并非没有规定——“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，应当予以驳回”。但实践中“恶意”的认定标准偏严，往往要等注册完成后再走无效程序，周期长、成本高。

新法把规则改了。修订后的第十九条将表述调整为“不以使用为目的，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，不予注册”。去掉“恶意”二字，换上“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”这一更客观的判断标准，意味着审查员在初审阶段就可以直接驳回，不需要等到公告期再由第三方提异议。对已注册的囤积商标，商标局还可依职权宣告无效，并可对恶意申请行为处以警告及最高十万元罚款。

两道闸门叠加：“猪葛亮”这类标志，首先在“不良影响”层面就难以获准注册；即便侥幸绕过了标志审查，注册主体若无法证明真实使用意图，在新法下也会在初审环节被拦下。

给市场主体的命名红线

避开“低俗化谐音”的捷径思维。将历史先贤、文化符号的姓名作戏谑化、贬损化处理，司法和审查实践中一贯从严。“常香玉”“老舍”等文化名人姓名相关商标曾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，可作参照。创意可以借势，但不能以消解公共文化符号的尊严为代价。

防御性注册需要与经营规模匹配。新法并不禁止防御性布局，但“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”是一个客观门槛。一家年营收有限的企业在全部45个类别上批量注册与主营无关的商标，在新法下面临的驳回和无效风险会显著上升。确有使用规划的保留，无规划的主动清理，比被动等待撤三或依职权无效更为稳妥。

“猪葛亮”事件的价值，不在于又一次讨论“诸葛亮后人能不能维权”，而在于它恰好站在新旧法交替的节点上，把两条规则的演进方向同时照亮：标志本身不能越公序良俗的界，注册行为不能脱离真实使用的根。窗口期还在，但留给谐音攀附式注册的空间，已经不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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